新中国成立后，王世泰原本是二兵团的政委，但因组织需要，他被调往地方工作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颇为不情愿的转变，但作为一名老干部，他仍然坚决服从命令。

在大西北解放的背景下，地方干部严重缺乏，大量军队将领被调转到地方任职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谭启龙、宋任穷、叶飞、阎红彦、韦国清等人都曾有类似经历，只是他们因特殊原因被授予军衔，而王世泰则直接转入地方，没有军衔在身。

此后多年，王世泰在地方和中央的职务变动频繁。1952年前，他在甘肃协助邓宝珊工作，担任省副主席，分管地方事务。期间，他还兼任西北干线局局长，主持铁路建设工程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，他后来被调任铁道部副部长。 但他在铁道部任职时间不长，很快又转至国家建委，工作了四年，主要负责工业建设项目。随着该机构撤销，他又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副主任。前后八年，他在北京接连换了三个职务，几乎没有稳定过。

1960年，他再次回到甘肃，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，分管工业与交通。没想到不足两个月，省委领导班子调整，新的第一书记汪锋到任，他的分工也随之改变。七千人大会召开后，中央要求为历年来的冤假错案平反，他接手了这项重要任务。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查阅了大量档案，主持制定了多份指导文件，推动全省范围内的甄别与平反。结果十分显著：24267名党员干部、246640名工农学生得到平反，其中5378人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2147名各级领导干部被重新启用，包括22名地级以上干部和128名县处级干部。这一系列工作，为甘肃的政治生态逐步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1964年，上级决定调他到全国人大担任专职常委。他已经交接好手头的工作，准备赴任时，却接到副委员长的电话，通知他暂时不要前往北京。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骤然紧张——中苏关系恶化，赫鲁晓夫集团加紧在边境制造事端，罗瑞卿甚至在报告中提出苏联可能会对中国发动大、中、小规模的军事打击。 为了应对风险，中央一方面部署三线建设，将重要工厂从沿海和大城市迁往内地，另一方面也准备在必要时疏散首都领导干部。既然随时可能撤离，上级决定让王世泰暂缓赴京。没想到，这一变化使他的职务调整被彻底搁置。 最终，中苏之间并未爆发战争。但在国内，紧接着“四清运动”展开，大批干部下基层蹲点。王世泰此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：甘肃省委已有新安排，全国人大没再通知他去上任，他一度处于“无处可去”的状态。 随着更大的政治运动到来，他也未能幸免，逐渐被边缘化，整整十一年没有任何工作安排。直到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他才重新恢复职务，继续在甘肃任职，把余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。 王世泰的一生，几乎贯穿了共和国的重要转折。从战场到地方，他始终默默奉献，虽然经历了数次沉浮，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从未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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